生平
初入翰林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罗性曾改姓罗，罗性不重视杨士奇，但是杨士奇的一个举动改变了罗性对他的看法。一次罗家在祭祖，杨士奇突然想起了自己和父母颠沛流离的生活，而父亲却死在了看似没有尽头的征途上。他知道，罗性是不可能在桌上摆上杨士奇父亲的神位的，于是，他撮土铸成一个神牌，然后跪拜。这一切都被罗性看在了眼里。第二天，罗性对杨士奇说，他以后必成大器，不必跟自己姓罗了。（后罗性因罪充军） 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由王叔英引荐，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 妙语助太子。永乐二年（1404年），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一辅明仁宗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二辅明宣宗 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三辅明英宗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因杀人，“横虐数十事”，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葬于今泰和县澄江镇杏岭村北山坡上。诏赠左柱国太师，卒谥文贞。 精研目录学。永乐初与解缙等七人同入内阁。宣宗时，皇帝视察“文渊阁”，与他讨论图书之事。正统间，上表奏道：“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庋”。正统六年（1441），他与马愉，曹鼎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四卷）。著录图书7 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由于著录简略，清人朱彝尊评其“不论考订撰次，草率塞责，较之刘歆之《七略》、荀勖之《中经薪薄》，诚为有愧”。但该目在分类上，亦自成一格。姚名达论其“分类法虽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规，实开有明一代之风气。”《四库全书》评其“今阅百载，已散失无录。唯籍此编之存，尚可略见一代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该目在中国目录学史和考明一代文化学术上，有一定价值和地位。嗜藏书，少家贫，曾经以鸡换钱买书。生平“无他嗜好，独好文籍及古法书”，自称其先世藏书有数万卷，元代毁于兵火。以后所入薪俸，悉以购书。历十余年，经史子集略备，藏于“东里草堂”、“梅花阁”、“尧峰山庄”中。藏书印有“露陵杨士奇”、“东里草堂”等印。
诗文特征
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文学著作
明成祖即位后改编修，主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
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与马愉、曹鼎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墓
其墓坐落在泰和县澄江镇城北杏岭村北山坡上，赣粤高速公路泰和互通口下9公里可达。距吉安市区约42公里。始建于明正统九年。它背倚青山，前临方塘，四周山花飘香，青松吐翠，风景秀美。墓坐西向东，墓园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占地约7.5亩，有短墙环护，气势非凡。1957年，杨士奇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文革”期间墓园部分建筑被毁。1986年，省文化厅拨款对被毁部分进行修复，至1988年竣工。自竣工之日起，杨士奇墓即开放，供人们游览凭吊。同年被选入《中国名胜词典》。
经过修葺的杨士奇墓，除守墓房和护墙尚未修复外，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墓园分为三个层次，可沿台阶自下而上，依次观瞻。最下方平台上立有两支华表，顶端各有一镂雕的小狮端坐其上。华表左侧有一座碑亭，该亭平面吐方形，四面开卷顶窗。亭内有一硕大的石龟。背驮一块高2.5米、宽0.94米的汉白玉石碑，此即英宗的御祭文碑。碑的上端有篆体"御祭"二字，并饰以图案；其下为楷体碑文，皆阴刻。中间的平台稍高，前端建有一座牌坊。牌坊三门四柱，下砌台阶，巍然矗立，雄伟壮观；中匾浮雕的仁宗敕赐“与国咸休”四个行体大字。笔力雄键，赫然醒目，更使其流光溢彩。穿过牌坊，但见石俑、石马、石狮伫立牌坊后墓堂两边，一座座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再拾级而上，便到达墓平台。墓室为砖石结构，前端砌有呈“八”字形的挡土墙。墓封土高2.5米，直径10米。墓前竖有"望碑"，亦为汉白玉石，正面阴刻“呜呼，杨文贞之墓”几个遒劲的楷体大字，背面为其生平简介。整座墓园富丽、肃穆，凸显明代墓葬的特色。
相关质疑
名实不符(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付俊良) “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可见他们在明代的影响。 但人无完人，在了解明代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三杨”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许多与“名臣”不相称的地方。
一疑 “三杨”不顾事实，歪曲前人形象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条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上至金川门……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方孝孺是“靖难”中的名臣，因不与新皇帝（即永乐皇帝）合作，被灭了“十族”，创造了灭族的“历史之最”。这是史实，但实录中却说他“叩头祈哀”，而身为编修《太宗实录》总裁官的“三杨”对此却置若罔闻，这是名臣之所为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杨”杨士奇还有忘恩负义之嫌，《玉堂丛语》卷八《仇隙》中引有隆庆时的刑部尚书郑淡泉的话：“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方逊志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担任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当时杨士奇只是一个读书人，还没有入仕，《明史》本传说他被人举荐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联系到当时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郑淡泉的话，看来推荐杨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杨士奇在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却置事实于不顾，歪曲恩人，实乃有损“名臣”的形象。
二疑 “三杨”庇护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活动极为猖獗，而首开宦官专政的是正统朝的太监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进宫做了太监，英宗从小由他侍候，对他颇为信赖。英宗继位的时候只有九岁，王振“狡黠得帝欢”，“导帝用重典御下”，“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明史·王振传》）。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觉察到王振的擅权，要把他杀掉，英宗跪下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边的几个大臣也跟着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杀王振。就这样，本来利刃已经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经历四朝的老臣“三杨”。 王振违背成宪（朱元璋定有“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擅权干政，连女流之辈的太皇太后都看出来了，欲维护祖制，而名臣“三杨”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意识呢？ 正是因为这个王振，才有后来几使大明陷入绝境的“土木之变”，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也从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三疑 “西杨”家教不严，致其子侵暴杀人 《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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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杨士奇一岁时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性，杨士奇于是改姓罗。后来有一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罗性发现并赞扬他的志气，恢复其宗姓。随后，罗性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与母回到德安，他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他游走于湖北、湖南进行教学，其间居住江夏的时间最长。
建文年间，明惠帝召集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王叔英以史才推荐杨士奇。之后，他进入翰林，充当编纂官。随后，吏部对进入史馆的文臣进行考试，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编经人的言论。”于是奏请为第一名。该授吴王府副审理，仍然供其编纂馆职位。
明成祖即位后，改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进入内阁，参与负责机务。数月后，晋升为侍讲。
永乐二年，选拔宫僚，杨士奇为左中允，三年后再升为左谕德。杨士奇为官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言公事，即使是至亲都不得听闻。他在明成祖前，举止恭慎，善于对答，谈事有灼见。他人有过失，杨士奇都为之揜覆。当时广东布政使徐奇统领西南时，赠当地特产与内廷官员，有人得到馈赠名单呈上皇帝。明成祖看后其中无杨士奇名字，于是召见询问。他回答道：“徐奇当时奔赴广东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明成祖于是命令烧毁了那份名单。
身处宫斗永乐六年，明成祖北巡，命杨士奇与蹇义、黄淮一同留守辅佐太子监国。太子朱高炽喜欢文学，赞赏王汝玉，让他以诗法进讲。杨士奇则称：“陛下应当留意学习《六经》，空暇时候则阅读两汉时期的诏令。诗歌乃雕虫小技，不足为学。”太子表示赞同。当初朱棣起兵时候，汉王朱高煦力战有功。朱棣许诺成功后立其为太子。靖难之役结束后，却未曾立他，朱高煦于是很怨恨。朱棣又怜悯年幼的赵王朱高燧，并异常宠爱他。于是汉王、赵王联合离间太子，朱棣颇为心痛。永乐九年，明成祖回到南京，召问杨士奇太子监国的情况。他称太子孝敬，并说：“太子天资高，有过错必知，然后必改。其存有爱人之心，绝对不会辜负陛下重托。”朱棣听后大悦。永乐十一年遇到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罢免朝贺，礼部侍郎仪智则持相反观点。杨士奇则引用宋仁宗故事力劝，明成祖听后遂罢免。次年，朱棣北征，杨士奇仍留任辅佐太子监国，当时朱高煦开始不断谮言太子。当朱棣北征归还后，太子迎驾迟缓，朱棣气急下把大量东宫大臣黄淮等人下狱问罪。杨士奇之后赶到，被宥免罪。之后召问太子这件事，杨士奇顿首道：“太子仍然和以前一样孝敬。凡是这些迟迎的事情，都是臣等的罪过。”朱棣听后稍微平缓。而其他重臣仍然不断上疏弹劾杨士奇不应当独宥，朱棣遂命其下锦衣卫诏狱，之后释放。
永乐十四年，朱棣返回京师，稍微听闻了汉王夺嫡的打算以及其他不轨行径，于是问蹇义这些事情。蹇义没有回答，于是问杨士奇。他对答道：“臣与蹇义都是侍奉东宫的，其他外人不敢对我俩谈论汉王的事情。但是皇帝两次派遣其就藩，都不肯赴任。现在知道陛下要迁都，马上就请留守南京。这些请陛下仔细考察他的本意。”朱棣听闻后默然不语，之后起身还宫。过了几天之后，朱棣了解了所有事情，于是削汉王的两个护卫营，并安置其到乐安。
永乐十五年，晋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任旧职。永乐十七年，改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永乐十八年，因为辅导太子有失职被连坐，下锦衣卫狱，十天后即被释放。
仁宣之治明仁宗即位后，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当时明仁宗在内阁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老远望见杨士奇，于是对两人说：“新上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之言，我们不妨都听下。”杨士奇进言道：“皇上两日前刚下诏减免岁供，可惜薪司又征枣八十万斤，这与前诏相矛盾吧。”明仁宗于是马上下令减免一半。当时朱棣刚驾崩，明仁宗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大臣吕震上疏请穿吉服。杨士奇则称不可，吕震随即高声厉叱杨士奇，蹇义见此，兼顾两人观点进言。次日，朱高炽仍然戴素冠穿麻衣上朝，而廷臣中只有杨士奇与英国公张辅仍然服制如初。罢朝后，明仁宗对两旁人说：“（父亲）棺木仍然在停柩，我又怎能忍心易服，杨士奇所做的是对的。”之后，晋升杨士奇为少保，与杨荣、金幼孜共赐“绳愆纠缪”银章。之后晋升少傅。
当时籓司守令进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关部门，然后每年课征马驹。杨士奇反对道：“朝廷选拔贤能授官，却用来牧马，这是重视牲畜而轻视士族，怎么能够示于后人？”仁宗则批准李庆建议，当时朝廷寂然。杨士奇再次上言力劝，仍不批准。随后，皇帝驾临思善门后，召见杨士奇说：“我怎么会真这样呢？只是听闻吕震、李庆等人不喜欢你，我担心你被孤立会被他们中伤，所以不欲因为你的话而罢此事。现在我找到方法了。”于是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称“养马不便”的上疏，命其草敕执行。杨士奇随后顿首称谢。当时群臣正在朝上商议元旦事宜，吕震请求用乐，杨士奇与黄淮上疏劝阻，仁宗不听劝阻。后杨士奇再次上奏，在庭中等至晚上十点，明仁宗最后同意。一天以后，明仁宗召对杨士奇道：“吕震每次误我，如果不是你等人的进言，我早追悔莫及了。”于是下命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同食三份俸禄（内阁、翰林院、兵部）。杨士奇则辞去兵部尚书的俸禄。
明仁宗还在太子监国之时，即仇恨御史舒仲成，即位后欲治其罪。杨士奇说：“陛下即位后，曾下诏忤旨的人都得免罪。如果要治舒仲成的罪，则当时的诏书则无信，众多大臣会因此恐惧。皇上为何不能效仿汉景帝对待卫绾呢？”仁宗于是打消此念头。当时有人称大理寺寺卿虞谦言事不密，明仁宗大怒降其一级。杨士奇为他鸣白，虞谦得以恢复原籍。之后大理寺少卿弋谦因言得罪。杨士奇称：“弋谦是应诏而陈言。如果要加其罪行，恐怕群臣自此都不再说话了。”明仁宗因此立升弋谦为副都御史，且下敕引过自咎。
当时有大臣上书歌颂太平盛世，明仁宗把其示与各位大臣，群臣皆以为然。唯独杨士奇称：“陛下虽然泽被天下，但是靖难所牵连的流徙尚未归乡，战争所导致的疮痍尚未恢复，百姓仍然为温饱担忧。应当继续休养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可期至。”明仁宗表示赞同，并称：“我对你们至诚，是希望匡正辅佐、纠正错误。但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书，你们等人均无一言。果真朝廷政事毫无错误？天下太平了么？”群臣听后惭愧道歉。同年四月，明仁宗赐杨士奇玺书以表彰其贤德忠贞。此后，命修《明太宗实录》，杨士奇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俱充总裁官。
不久，明仁宗病重，召杨士奇与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到南京。
谏免兵戈明宣宗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明宣宗亲征平定叛乱。部队归还抵达献县单家桥时，户部侍郎陈山迎谒，并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明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逮捕赵王朱高燧。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杨士奇称：“事情应当如实，怎么可以欺骗天地鬼神么？”杨荣厉声喊道：“你是要阻挡大计！现在逆党（朱高煦）都称赵王相谋为实，怎么说没有理由？”杨士奇说：“太宗（朱棣）有三个儿子，当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赦免，但无罪的应当厚待，怀疑的话则防范，使其没有预谋而已。何必动辄加兵相战，伤皇祖的在天之意呢？”当时只有杨溥赞同杨士奇看法。于是杨荣率先入谏，杨士奇随后，明宣宗命皇宫侍卫不与两人入宫。之后明宣宗召见蹇义、夏原吉，两人均赞同杨士奇看法。明宣宗于是无意加罪于赵王，部队直接回京。抵达京师后，明宣宗召见杨士奇，并问其：“现在很多人都在上奏赵王事，怎么办？”他回答道：“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明宣宗称：“我想把群臣的奏折都拿给赵王看，另其自己处理如何？”他对答道：“甚好，如果能够赐一玺书更好。”于是朝廷发送玺书奏折给赵王。赵王看后大喜，哭着说：“吾生矣。”随即上书表示感谢，且献出护卫部队，言论从此停息。明宣宗从此待赵王日益亲切而轻待陈山，此外还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得以保全，都是您的功劳啊。”并赐金币给他。
自明成祖攻占交阯（现越南）并设置交阯布政使司后，该地区屡次叛变。明朝屡次发兵征讨均战败。交阯黎利派人伪请立陈氏后人。明宣宗也厌恶兵战，预备答应其请求。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蹇义等大臣以下数人都称，赐其无名，反而只会示弱于天下。明宣宗于是召见杨士奇、杨荣商议，两人力言称：“陛下体恤百姓，不是无名之举；汉朝放弃珠崖郡，史书都以此为美谈，不是示弱。请许其方便。”于是明宣宗下令命选择使者出使交阯，蹇义推荐善于口辩的伏伯安。杨士奇则表示：“善于言辞的人不忠信，虽然交阯是蛮貊之邦也不可派遣。伏伯安是小人，去的话只会辱国。”明宣宗赞同其言，改派他人。从此，明朝放弃交阯并罢兵，每年省出军费上亿两。
体恤百姓宣德五年，明宣宗奉皇太后谒陵，召见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在行殿中张太后朝见并慰劳众臣。明宣宗又对杨士奇说：“太后对我说，先帝当时在青宫，只有您敢于直言不忌，先帝能够听从，所以诸事得以不败。她又叮嘱我应当接受直言。”杨士奇对曰：“这是皇太后的盛德之言，希望陛下能够记住它。”
当时杨士奇已老有疾，上朝均迟，无法论奏。明宣宗曾微服私访，某夜访问杨士奇家。杨士奇仓猝迎接，并顿首道：“陛下怎么能以社稷宗庙之身而自轻？”明宣宗答道：“我只想和您商量事情，所以来拜访。”几日后，宫中捉获两盗且有异谋。明宣宗于是召见士奇，并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当时明朝屡遭水旱灾害，明宣宗召见杨士奇讨论下诏宽恤免灾租税等事。杨士奇于是请奏免除百姓所欠的薪鱼钱、减官田租赋、免除粮税、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工役等建议，使百姓获益。过了两年后，明宣宗对杨士奇说：“体恤百姓的诏书已经下很久了，现在还有什么要体恤的呢？”他则称：“此前下诏减官田租，但户部仍然征收如旧。”明宣宗不悦称：“那现在必须执行，不遵守者依法处理。”他还请求招抚逃民，严惩贪污官吏，提举有文学、武勇才能的人，命曾经被判极刑的犯人子孙也有从官资格。此外，他还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自举荐人才（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即此时被举荐）。这些建议均得到明宣宗批准。
那个时候，明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内阁廷臣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明宣宗还模仿古代君臣豫游，每到年初，均赐百官十日假期。到西苑万岁山郊游时，诸位学士均跟从，进行赋诗赓和，明宣宗并问民间疾苦。朝议中的论奏，明宣宗均虚心倾听采纳。此外，朝廷上内阁大臣相处融洽、风气为正。明宣宗即位时，内阁臣七人中陈山、张瑛被改为其他职位，黄淮以疾致仕，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杨荣为人果毅敢为，且屡次跟随明成祖北征，熟知边疆将领与敌情事务，但颇爱接受馈遗，当时边将每年都送良马与杨荣。明宣宗知道后，问杨士奇。他则称：“杨荣通晓边疆事务，我等人不及，陛下不宜以此小错而介意。”明宣宗笑道：“杨荣曾经揭你和夏原吉的短，你为何还替他说好话？”他对答道：“希望陛下能够像容我一样容杨荣。”明宣宗于是同意。此后，话语传到杨荣，杨荣则以此愧对杨士奇，于是两人相处甚欢。明宣宗也因此对其更亲厚，前后所赐的珍果、牢醴、金绮衣、币、书器多不胜数。
由盛转衰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即位，年仅九岁。军政均由张太皇太后负责，太皇太后又命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三人当时亦很自信，杨士奇首推训练士卒坚守边疆，并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
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并罢免侦事校尉。又请求减免租税，并慎刑牢狱，此外严格官员考核机制。这些均得到太皇太后的批准并执行。正统初年，朝政清明均为三杨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明宣宗实录》制成，杨士奇晋少师。次年，乞求致仕，不予批准。之后明英宗下敕归省墓，不久批准归还。
当时，中官王振受宠于明英宗，渐渐干预到外廷政事，并诱导明英宗乱对大臣加罪。靖江王佐敬偷偷赠杨荣黄金，杨荣当初正在省墓，归后不知此事。王振却欲弹劾杨荣，此时杨士奇出面力解。但杨荣不久即去世，杨士奇、杨溥日益孤立。次年，明英宗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藏帑金数万。再一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势力越大并作威作福，百官若有不满均被逮捕。廷臣中人人自危，杨士奇也无法制止。
此时，杨士奇之子杨稷为人傲横，曾经因施暴杀人。之后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朝廷商议不予加法，但把罪状给了杨士奇。随后有人再次告发杨稷横虐的数十件事情，杨士奇只能以老疾告辞。明英宗恐怕伤害杨士奇，下诏安慰。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忧虑不起。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赠太师，谥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