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杜醇(生卒年未详)，字石台，北宋慈溪大隐(今属余姚)人。以孝友称道乡里，躬耕养亲，明经行修，学者以为楷模。宋庆历八年(1048)，鄞县创建县学，知县王安石致书聘为师，他回信力辞。王安石再书敦聘，方就任。同年，慈溪建县学，知县林肇又聘他为师。则杜醇之卒似在熙宁时王安石在京主持变法期间。后人谓鄞、慈两县学风之盛自醇始。庆历五先生之一。

庆历五先生的文化贡献

北宋时期的浙学以浙东学术为首，他们正是北宋浙东新儒学学统的最初代表，或者说是“浙东学术”的开山之祖。全祖望曾自豪地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而吾乡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不可谓极盛欤！”[1]毫无疑问，明州的杨、杜五子最早主动切入中原儒学的精髓，可以说是宋代儒学地域化进程中明州新儒学的发端，他们的学术思想同样带有强烈的笃实品格。自此，宁波开始了新儒学的建设，而这一波的新儒学建设虽然仍然是输入式的，但它通过教育手段植根于地域，化入地域主体的血液中，因而成为明州学术文化的全新生长点，可以说宁波文化的真正形成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所以其意义非常寻常。 全祖望所说“吾乡杨杜五先生”是活动于庆历年间的五位儒者，他们是：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其先杨岩仕于吴越，子孙散居会稽，号浙左院。[2]杨适隐居大隐山，乡人尊称大隐先生。为人醇厚介特，议论辩博平正。先与钱塘林逋为友，后与同郡王致、杜醇结交，后进莫不师之。县之古陂边有田，县长牟经使乡先生王致、杨适耕种之，但民屡夺其潴水，进士冯制教民“穿古渠引潮以溉之，无复夺水之扰”，[3]从而使杨的生产有所保障。杨的粮食刚能自给，非义之馈，一介不取。杨适退处四十年，德行益高，名闻京师。孙沔自谏官出按浙东西刑狱，欲见适，适不肯见。范仲淹守越时，往见为门吏所拒，范闻讯作书厚谢。[4]仁宗诏求遗逸，太守鲍轲以名闻，赐以粟帛。嘉祐年间太守钱公辅荐之于朝，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辞而不受。卒年七十六，[5]圹篆“宋隐人之墓”。熙宁二年（1069）张峋为文表之。　　杜醇，原为越之隐君子，[6]居慈溪，学者称石台先生。孝友乡里，耕桑钓牧，以养其亲。经明行修，学者以为楷模。庆历中鄞办县学，王安石请其出任学师。慈溪令林肇立学，又起先生为师。事闻，朝廷特授为国子监学录。卒后，王安石有《悼四明杜醇》诗，有句云：“都城问越客，安否常在耳”，[7]则杜醇之卒似在熙宁时王安石在京主持变法期间。　　楼郁（1008—1077），[8]字子文。其先婺之东阳人，大约在唐末或五代初迁居奉化县。[9]祖父楼承皓（即光皓，951—1022）以财雄于乡，为奉化县录事。父杲（972—1035）尤积善，官赠评事。楼郁为杲之第五子，因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得以折节读书。楼郁志操高厉，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说无所不读，学问博奥，为乡人所尊。天圣年间（1023—1032）徙居明州城内日湖左余庆坊，遂为郡人，学者称为西湖先生。庆历八年（1048）鄞建县学，应聘掌教县庠数年。皇祐中置郡学，又延请教授郡学10余年。登皇佑五年（1053）进士，调任庐江主薄，因坐事而归。[10]后以“禄不逮亲”而不愿出仕，遂以大理评事而老于家。楼郁后又主郡庠十余年，为州县士子师，前后凡三十余年，号“楼先生”。楼郁学行笃美，信于士友，一时英俊，皆在席下，“成就一时人物甚众”。[11]一生好学不倦，勤于著述，有遗集30卷。　　王致（986—1055），[12]字君一，其先睦州桐庐人，五代时仁镐仕为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乡。[13]王致与同郡杨适、杜醇为友，俱以道义化乡里，安贫乐道，诸生子弟师尊之。宋仁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不就。隐居于县西五十里的桓溪庄家，因他的讲堂名鄞江书院，世称鄞江先生。王安石治鄞，他致书与论政事。卒年七十，所著有《鄞江集》9卷。殁后宰臣陈执中奏录其文，得180篇，藏之秘阁。　　王说（1010—1085），字应求，鄞县人。系王致从子，杨适门人。教授乡里三十余年，作诗有“闲来培灌经纶种，念起澄清贤圣基”之句。无田以食，无桑麻以衣，怡然自得。教授乡里30余年，“间从问道者，望慕景附，人因号为‘小邹鲁’”。[14]熙宁九年（1076）以特恩补将仕郎，为明州长史，[15]敕赐其林村教学之所为“桃源书院”，子孙世守其学。著有《五经发源》50卷，集奏议、书疏、诗文为10卷。弟王该，字蕴之，晚居广德湖中之望春山，人称望春先生。庆历六年（1046）进士，为安福尉，熙宁中知邓城，有遗稿10卷。　　从以上所述五子的世系可知，除杜醇原为越人外，其余四人的先祖都是唐末五代从外地迁居而至明州的。唐末五代由于明州相对稳定，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外来户迁居至此。据现代浙东地区的氏族源流调查，自唐末五代迁入四明而至今繁衍成族的氏族至少有20余支，迁移原因有作官、避乱、商游等。这些移民很快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并以其优良的潜质，对当地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后裔也很快显示出自己的文化优势，杨适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州的新儒学运动首先是由一群具有民间隐儒门风的移民后裔发动起来的。甚至连他们的门生多数也多是从外地迁来的，如史氏宋初迁自江苏溧阳，舒氏吴越国时迁自齐，蒋氏在唐末由台州居鄞而发祥，[16]高尚泽葛氏庆历中自处州迁鄞等。同时代崛起于四明的其他著名文化人，也多非原住民。如鄞县陈轩因父为官鄞地，而自江苏长洲定居走马塘；象山陈大雅，其四世祖自泉州仙游迁徙而来。可以说四明不少移民的后裔在文化程度上要高出原住民一筹，因而在构建宋代明州主流学术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较为决定性的作用。　　杨、杜诸人（除楼郁外）虽皆以耕种养家，生活都不富裕，[17]但不失“疏食水饮、箪瓢陋巷”之乐，[18]可见他们都秉承了孔子弟子颜回的风范。他们都以教育为主要职业，这反映了宋初学术与教育密相结合的特点。他们的师承不明，但受过的学问教养都是修己治人的儒教伦理，如楼郁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曾反复阅读过，明其源流，在宋代最早认定董书非伪，[19]故说其为董学私淑也不为过。从他们的经历看，在官办学校执过教的仅有杜醇、楼郁两位，其他三人仅以私学师表后进。他们原本不求闻达，作过小官的也仅有楼郁、王说两人，中过进士的仅楼郁一人。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直接将他们推向社会，他们遂成为明州地区教育的中坚力量。全祖望曾叹息说：“五先生之著述，不传于今，故其微言亦阙。”确实已无从全面了解五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但从遗留的一鳞半爪勾稽，尚可看出他们的言行与胡瑗思想颇为契合。　　首先，他们讲授的是儒学所谓的经史有用之学。王说、王致招楼郁等“就妙音院（在府学之西）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20]当然他们是很尊重佛教的，但在教育内容上，却“黜浮屠老子之说”，[21]坚决地传授儒学，讲贯经史有用之学。他们“本之以孝弟忠心，维之以礼义廉耻”，[22]显然是以根据儒家经典的伦理道德作为其教育的核心内容的。《鄞塘楼氏宗谱》亦记载楼郁“讲解去取，必有当于道德之意”。若从全国范围来观察，其实这不是明州一地的文化现象，而是反映了时代变化的历史趋势。日本学者佐藤仁认为：“这一现象是从中国社会的中唐时期开始萌生的，即从神秘的咒术性宗教（佛教和道教）为主导的政治形态向现实的合理的科举官僚（儒教）为主导的政治形态转化。换句话说，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趋。”当时欧阳修等人掀起的庆历思潮，“锐意排除佛教和谶纬思想”，“认为唯有圣人之道是创立新时代、施行改革的指导理念”，可以说杨杜五子的讲学内容正是这股强大的庆历思潮波及地方的结果。[23]北宋后期姚孳（王说的弟子）曾上奏徽宗：“伏睹学制，凡邪说詖行，非圣贤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非此法特施行于太学耳，其在外者，厉禁未加，且邪说詖行，非特成人之学可禁，而童子之学亦不可不禁。”[24]且不论他要求禁止教授元祐学术政事的是非，他要求学校的教育内容上禁止讲授邪说詖行，而以讲授“圣贤之书”为根本，这正与其师的教育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他们的治经方法与新儒学相一致。杨适“治经不守章句”，[25]杜醇“笃志穷经”，“理学造韩王之奥”，[26]楼郁“学以穷理为先”，[27]“病汉儒专门之见”，[28]“其讲解去取，必当于道德之意”，[29]这都说明他们他突破了汉唐以来唯守训诂章句的经学藩篱，致力于发明儒典精义，这与胡瑗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破碎不足道”的“以义理解经”的方法是一致的。清人黄以恭《庆历五先生咏》称杨适“治经鄙琐碎，悟道极高明”，杜醇“经史百家书，一一探其奥”，[30]就是看到了杨、杜治学的这一特点。稍后的郭浑（1014——1077，其祖于唐末五代自山西汾阳迁居四明慈溪），“读书务圣人之奥旨，剔去传注，不为肤闻浅见者之所道也”，[31]与五先生的治学路子是一致的。其中楼郁“发为文章，贯穿浃洽，务极于理，非特投时好以苟射声利而言”。[32]就是说他们为文是为了探索和发挥儒家义理，“务极于理”正是他的治学宗旨。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抛弃了训诂章句，如楼郁之子楼肖（1065—1128）专攻小学，就得力于家传。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治经亦兼治史，杨适“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源”，[33]曾自称“余三十年推援经史”，[34]杜醇则“文章追班马之趾”，[35]这可以看作是浙东学术“治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渊源。他们经史兼治，并开始有意识地著书立说，如楼郁晚年“日与诸生谈经著书”，[36]王安石曾赞扬王致为“四明士夫立言之始”。[37]　　再次，他们的学术思想并非是空疏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们学以致用，能以仁心视民。如王致主动与牧守论政事，王安石称赞其有“爱民之心，……可以为仁矣”。[38]　　总的说来，五先生尚处于“儒林草昧”时期，他们推崇儒学，旨在经世致用，有助于改变宋初社会的因循默守之风，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尚不成体系，议论不免于浅薄，缺乏建树的深度，单就学术的造诣而论，远不及天台知礼。当时的朝廷赞扬杜醇“理学造韩王之奥”，[39]是极为拔高的评价，其实他们还没有养成从儒学经典中吸取思想养分来系统形成自己的观点的能力，只能通过阐释经典的办法来发挥他们的某些想法，并用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在发挥儒典精义时却又缺乏将理说透的能力，这几乎也是庆历诸儒的通病。虽然从本质上说，杨杜五子还属于“教化之儒”，但其意义却不容低估。以杨杜五子等为代表的江南地域“教化之儒”的崛起，实际上预示着全国文化重心必将向江南转移的趋势。五先生的意义应该放在儒学地域化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正如明代学者李堂所指出的：“宋至庆历文治日兴，岩穴山林修德践行之士彬彬辈出，吾四明五先生当其时，行必践言，身必为教，信所谓道义重则轻王公者。呜呼！濂洛未开，天启真儒之脉，诸先生莹然完璧，名实相符，不特师表一方而已。……昔文公以石守道、孙明复、胡安定开濂洛理学之先，堂于五先生其不当以一乡论者矣。”[40]杨、杜五子虽为胡瑗的同调，但也有自己的治学特色，那就是更为注重史学，善于从史籍中探究治乱之道、文章之奥。浙东学者后来愈益发扬了这路学风，杨、杜五子实有以启之。　　五先生积极从事郡庠、县学和私学教育，开启了明州文化的崭新历史阶段，而且培养了许多人才，创造了极为强烈的地域人才群体的聚合效应。正如王应麟所说：“明自唐为州，文风寥寥。宋庆历中，始诏州县立学。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受业乡校，或讲道闾塾。”[41]舒亶为楼郁作传指出：“当此之时，以儒衣冠游者方鹜于浮靡，而先生以身化之。盖鄞之士人知学之所以为学者，先生实有力焉。”[42]南宋学者楼钥也指出：“吾乡四明庆历、皇祐间，杜、杨、二王及我高祖正议号五先生，俱以文学行谊表率于乡，杜先生又继之，讲明经术，名公辈起，儒风益振。”[43]在五先生的陶成润泽之下，“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邱樊缊褐，化为绅缨”。 [44]清人郑梁也说：“宁波于中国为海隅，知圣贤之学者绝少。自庆历五先生以后，有淳熙四君子者出，然后继起者彬彬盛矣。”[45]全祖望说：“吾乡远在海隅，儒林阙略。有宋奎娄告瑞，大儒之教遍天下。”[46]可见，北宋正是四明儒学的正式形成时期，而以庆历五先生为前驱。经过五先生的开辟草昧，又由本地域后继者的阐扬，及地域精英群体受浸染后所铸成的某种文化性格、某种群体价值取向，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渊源，将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淀下来，构成本地域的独特文化群落，成为凸现地域文化个性的明显标志。而且在这个时段中蕴育的儒学话语系统，也深刻影响着本地域后来涌现出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走向。所以，传统上将宁波文化的真正形成定位在“庆历五先生”时期，是十分确当的。　　如果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四明教育的历史，在六朝阶段四明教育就呈现欠发达状态。此时整个社会的经学传授，主要通过虞氏家学的形式出现，所以师教就自然退居次要地位。在唐代，作为章句和文字之师或许并不缺乏，即使僻处甬上，童子之师也并非冥然罕见，但却很难看到教化和传道之师。　　宋兴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宋初三先生”之所以会受到后人的特别重视，除了他们在治学风格上开风气之先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是仁宗朝首出的教育家，他们的学术和教育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其中又以胡瑗的影响最大。胡瑗已不是昔日的那种纯粹的“章句之师”，而是讲求“明体达用”之学的“传道之师”。“庆历五先生”作为明州地方上的教育专家，呼应着胡瑗的“湖学”，同样突破了章句之师的局限，共同担负起教化传道的历史责任。他们可以说是甬上最早出现的儒学教育家群体，宁波的教育事业就是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并且从五先生开始，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就呈现着良性互动的状态。　　庆历五先生等专业教育家所提倡的儒学，尽管还“不出于章句诵说” 的模式，[47]但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倡以自己的主体体验来把握、领悟孔孟的微旨精义，并初步开始注意对儒家经典中义理成分的阐述与发挥。他们全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长期从事教育实践，并利用讲坛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开去，影响了四明地方不止一代的学人士子。如皇祐中置郡学，楼郁教授乡里，“当此之时以儒衣冠游者方鹜于浮靡，而先生身化之。盖鄞之士人知学之所以为学者，先生实有力焉。”[48]罗适作祭先师楼郁文云：“适师事先生凡十余年，蒙被先生之遗训也深矣哉！践历世途，服勤王事，不为小人之归者，皆先生之教也。”[49]可见楼郁的教育养成了门生的君子人格。南宋宰相史浩在《四明十二先生赞·西湖楼公先生》一文中也赞扬说：“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学彬彬。收功贻厥，世有显人。”又在《桃源王公先生》中说：“教育千里，执经满门。天之报施，煌煌后昆。”[50]史浩充分肯定了楼、王等人在甬上教育史上所具有的开创和奠基之功。元人叶氏撰《楼先生祠堂记》称楼郁教授乡里，“视听言行，根柢中正，诚所谓百世之师也。”[51]他有“百世之师”四字点出了楼郁教育在甬上的深远影响。清人程璋在《柳汀义学记》中说：“鄞在宋庆历、淳熙间大儒迭兴，率处隐约，以教诱里子弟，使东海一变为邹鲁，故至于今学者颂诸先生之功弗衰。”[52]可见五先生等人在教育上的开创性业绩，长期来都得到甬人的铭记。　　五先生大多从事私学教育。宋代宁波的书院始创于庆历年间，杨杜五子首开讲学之风，曾“就妙音院（在府学西）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宗之”，[53]其后多创书院（时称“居”、“讲舍”、“堂”等），收聚生徒。如月湖柳亭有楼郁的楼公讲舍（后为城南书院），其中袁毂曾为都讲生，全祖望有诗云：“在昔楼评事，于此辟榛荆。中有袁光禄，实为都讲生。评事既徙居，光禄乃绍承。薪传历三世，硕儒大其声”；[54]鄞县桓溪庄家（即今云洲庄家溪）有王鄞江（致）先生隐居，至于王说在鄞县西35里武陵之村，以旧宅“酌古堂”（在泥峙堰下，陶家埠东）改建，用以教授。熙宁九年（1076）其孙王勋上其事于朝，授御书“桃源书院”额。王说又置廪田“以养从游之士者”。[55]其中楼郁和杜醇又应聘在郡学和县学任教。需要指出的是五先生除了讲授经史之学外，还讲授词赋，是自然是为了服从于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楼郁的几位弟子都是以精彩的赋文而一举及第的。“是时赴乡举者才百余人，解额六人，试于谯楼秋赋之年。先生（按，指楼郁）谓舒公亶、袁公毂、罗公适曰：‘二、三子学业既成，不应有妨。’里人荐名，于是舒试于乡，袁试于开封，罗试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选，实为一时之盛。” [56]三人在科场上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五先生的教育自信和教育之功，为乡里树立了长久的脍炙人口的教育典范，也标志着四明儒士开始进入了通过“决科”而入仕的群体自觉状态，这一群体中有的甚至开始以文臣的面目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自此之后，四明的科举人才才成批涌现出来。　　在五先生教育业绩的鼓舞、感召下，一批后继者努力从事教育实践。如黄东为乡教授30余年，以文行荐为博士。[57]舒亶罢官后，史称其“居乡里，甚贫，聚徒教授，资束脯以营伏腊，凡十八年”，[58]“谪官，以教掖为己任，坐席滋广”。[59]而宁海的罗适则竭力劝乡人应氏“推大” 建桥的善心，“择子弟亲戚而教之儒术，以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选，俾德泽仁术有所沾润”，[60]表现出敦促乡人投资教育事业的殷殷之心。　　北宋四明士人对家庭（族）教育的重视程度颇不一致。就“庆历五先生”而论，明代学者李堂指出：“而大隐之杨、慈溪之杜、鄞江之王，固德义道术之同归也，而后嗣乃啬焉如此，岂造物固容心于其间哉？”[61]反之，王说和楼郁（楼氏实赖夫人朱氏教诸子于内）则极重视家（庭）族教育，其族遂大。正如楼钥所指出的：“吾乡五先生俱以文行师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后皆大，盖其启迪后学，德泽之及来裔者，源深而流长矣。”[62]李堂也说：“楼、王二族世为连姻，而门望之盛适相当者，皆桃源先生余庆所不泯也。”[63]可见良好的持续不断的教育是使家族不断兴旺的有力保证。五先生的弟子辈中，走上仕途的学生，几乎涵盖了宋时的甬上四大家族，而文化的传承无疑又是促进这些家族“益盛以大”的主要因素。如舒氏家族中内部讲习风气极盛，舒亶在明州城内有懒堂（在西湖之岙底），绕屋皆古木茂竹，萧森如山麓间，“子弟群处讲习，外客不得至”。[64]其中如舒勚在科场失意之后，“幡然退处，以教子弟为先始”，同时他又为三子“遴选师友，习进士业”，以发其“格致秀颖”的潜质。[65]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闭式家族教育方式，对保持家族文化的传承是很有必要的。鄞人史诏以“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种优良的道德品质建立家范，史称“八行垂训”。这“八行”是以《周礼·地官》的“六行”为基础，加上“中、和”，因史诏“幼习《三礼》”，遂“取《士礼》以为家法”。[66]史诏的“八行”言简意赅，作为儒家的伦理观念，能较好地调节人际关系，维护宗族的利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后，宋徽宗赐号“八行高士”予以表彰。至于楼异，因其“小学尤精”，又“鄙流俗简陋”，遂“手以古字写《春秋左氏传》、《礼记》、《庄子》以课其子。”[67]可见楼异教子所采用的教本，除了经史之外，还有溢出于儒学之外的《庄子》，他还很重视小学功夫，教子认识“古字”，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从楼异的教育内容看，确实有点不同流俗。此外如慈溪龙山方淇（唐睦州方干之后）“朝夕趍诸子为学，久而益坚”，[68]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着坚定的决心和意志。余姚的杜缜（1079—1137）“方少年，能自刻厉，读书昼夜不息”，后“入乡校，虽累占优等，卒皆不售”，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尽以其所学授其子师旦”，又使其子“负笈游上庠，一时名士多馆致之”，师旦终中绍兴二年进士第。[69]这种以家学传承不息的教育现象，在四明地区颇具代表性。　　以杨、杜五子为代表的北宋明州的兴学运动，带有强烈的拓荒色彩，其深远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初步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四明地域的主流地位。杨杜五子是儒学地域化潮流中四明新儒学的先驱，其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学术与教育相辅相成，这后来成为浙东学术传统而优良的运行方式。大凡浙东的优秀学者，不但关注教育，而且也投入教育，以为学术的“薪火之继”，这才使浙东学术如环相扣，代代承传。　　其次，是对固有的文化人格的改变，从文化自卑走向了文化自豪。在区域文化的长期演变中，宁波人积淀了根深蒂固的边缘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宁波负陆面海，远离皇城，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受礼教的约束不强。宗教气氛浓郁，隐逸文化源远流长，出世哲学严重化解了宁波人对政治连同仕途的关注热情。宁波人“官本位”意识淡薄，而以世外自然、特立独行为其本位，以自我为中心，从而铸成了从古老的吴越文化中升华起来的一种超脱物役的文化人格。宁海胡融《宋土风志》说：“隋唐以来，士不以功名为念。宋兴文物之盛，始读书务学，相踵登第。”[70]奉化戴表元亦说：“吾奉化前百数十年时，地理去行都远，士大夫安于僻处，无功名进趋之心，言若不能出诸口，气若不欲加诸人，闭门读书，以远过咎，耕田节用，以奉公上。”[71]这里“去朝廷远”的边缘意识，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文化自卑意识，安于自我的意识，导致宁波人的政治上仕进意识不强，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庆历兴学运动终于促使宁波的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变动，这里不再是“难与英雄论教化”的化外之地，中原的儒学精髓开始切入这块地域。在接受新的文化要素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旧的文化的部分解体。四明兴学的显著绩效，逐渐化解了边缘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使当地人民再“不以鄙邑为夷”，[72]而是在仕途上积极追求。如辜氏对其儿子俞充说：“学所以求仕，仕矣必求名誉于其身，使人知汝父之有子，夫然后吾以为乐也。”[73]在追求仕进、声名的同时，四明士人更加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追求。四明地区在文化上向中原的迅速贴近从而拉近了与中原的地理距离，使处于宁波文化中心地带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再次，教育使四明之人情从“无法”走向有法。王珪曾说：“四明去朝廷远，其俗吉凶、祭祀、冠昏、聚会皆无法。”[74]所谓“无法”，并非真的“无法”，而是指保留了吴越原有的古老风俗，而不符合中原之“礼”制，在中原人看来，自然是“无法”了。教育使四明人民改变了淡薄的礼教观念，改变了生活的“无法”状态，使四明的整个社会逐渐导入儒家的礼制体系，从而走向“有法”。　　再次，是对地域居民低下文化素质的改变，这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兴学意义。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开始进行了成功的地方教育改革，为本地区培养出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大大改善了四明地域的文化环境，初步扭转了本地域智力支出在人力构成中的显著低落的局面。宋人李庆孙记宁海儒学时曾预言说：“必也异日多君子之称，不独在于鲁卫，而将变于是邑也。”[75]若跳出宁海来看四明，这一预言很快就成为事实。如楼郁从事郡庠教化，以科考升学率高而闻名乡里，著名的就有丰稷、罗适、袁毂等，如戴表元所说，楼郁之“门人弟子散布东南”，[76]任士林也高度评价说：“宋庆历时正议楼公郁一出，为乡里师，而人辄化之，不惟环佩簮笏之盛遂至比屋而舍，乡之泽天未忍绝之也。”[77]毫无疑问，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对四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士子基本确立了以“决科”入仕为追求目标的价值取向。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明州出了124名进士，其中自端拱二年（989）自宝元元年（1038）的半个世纪里，明州才有16名进士，而庆历到元祐的半个世纪里，明州却出了51名进士，比北宋初期增加了3.2倍。如统计到北宋末，不过80年时间，明州出进士108名，比北宋初期增加7.4倍。[78]而分析这些中举的进士，出自本地世家望族的特多。科举及第可以说是宋代家族兴旺的主要途径，而世家望族一般拥有经济和教育的双重优势，有利于族内青年举子的科考，而举子及第的荣显反过来又会强化原有的家族优势，加速科举的兴盛，也为家族文献的累积奠定了基础。因此全祖望才说，经过五先生的努力，“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　　最后，成功的教育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为宁波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北宋宁波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敢于投入，也增加了向文献名邦迈进的自信。王应麟《先贤祠堂记》高度评价说：“宋庆历中始诏州县立学，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受业乡校，或讲道闾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维之以礼义廉耻，守古训而不凿，修天爵而无竞，养成英才，纯明笃厚，父兄师友，诏教琢磨，百年文献，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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