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1939年10月任太行军区直属游击大队政委。1940年6月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1旅32团政委。1941年11月任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1月任129师386旅13团政委。1944年1月任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临时大队政委。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18旅政委。1947年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49年2月任2野第12军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12军副政委兼重庆警备司令部第1副政委、重庆市总工会主席。1951年3月任志愿军第12军副政委、政委。1954年5月任陆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56年8月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2主任。1958年4月兼军区党委常委。1964年3月兼军区监委书记。1964年8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1965年5月－196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1966年9月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1970年6月－1973年10月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3办公室。1955年9月被援予少将军衔。中共9、10届中央委员。1973年10月在北京自杀身亡。

自杀之谜

李震1938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10人之一。1966年9月3日，李震由沈阳军区副政委的任上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谢富治兼任部长。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 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形势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后，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也参与破案工作。 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李震为什么自杀？众说纷纭，至今各种说法都有。李震的女儿李豆豆，前几年找了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自杀的。她也找到了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谈到李震自杀的原因。 他首先否定了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整风运动说起。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 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当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标新立异的做法，全国都叫五七干校，唯独公安部叫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对于“伪党”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震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一部分人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但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 刘复之说，李震比我和于桑都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李震自杀，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也与“文化大革命”“算旧账”联系不上。从中央来看，公安部的争论是个问题，但不会促成李震自杀。“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都“左”，这种争论怎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呢？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晚上午夜自杀的，我知道这事是22日。而“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刘复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受牵连遭审查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973年10月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因此，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月26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我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后来，于桑对华国锋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厚道，坚持实事求是，说“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把一个部长给杀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让我很快脱离了干系。 至此，这个案子破了，被牵连审查的人绝大部分也被放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李震自杀的结论没有立即公开宣布，甚至有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