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孙氏世居余姚烛溪湖西北的孙家尖，南宋晚期陆续迁至湖东，“方十里许，烟交 栋接，无他姓相杂”，乡人称之为“孙家境”（现属慈溪市横河镇）。孙升的母亲杨太夫人生有三子，长子堪（1483—1553）字志健，号伯泉，承荫为锦衣卫正千户，由嘉靖五年武举第一官至都督佥事，以孝旌；次子墀（1489—1556）字志朝，号仲泉，嘉靖八年由选贡生仕至尚宝司卿；季子便是孙升。兄弟三人，海内称为“孙氏三贤”。 杨太夫人本是姚江名门之后，自幼熟读《孝经》、《列女传》，自然深谙教子之道。小孙升出世后，虽在襁褓之中，杨太夫人无不随时注意端恭谨慎，以体现其童蒙施教之义。到了四、五岁上，就已开始文字教育。孙升生而颖异，髫龀之年即嗜好读书，而且敏于记诵，能日记数千言。平时阅读古书，常常把书中的名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希望自己以后也能象他们一样。经史之外，孙升尤其喜好古文词，这无疑为他以后的诗文创作打好了根柢。 转眼到了正德十一年（1516），孙升已经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这一年他进入余姚县学读书。当时，两位兄长已经试入高等，而且都比他年长十多岁（伯兄长十九岁，仲兄长十二岁），但孙升的名声却与之不相上下。 正当兄弟三人孜孜于学业时，从江西传来了父亲孙燧死节逆濠之变的讣闻，三兄弟“叩地号天，五内俱裂”，徒跣赴仇，发誓不与贼俱生。事后，浙江巡按韩御史召见了他们，对孙升尤为器重，当场面试《越王台吊古》文。顷刻之间，扬扬洒洒数百言授笔立就，韩御史不禁大为惊奇，以后便夸，称孙升的这篇文章可与《滕王阁序》并称。从此，孙升的文名传遍了浙中。 孙升于嘉靖四年领乡荐，六年游太学，两场考试下来，皆列首选，于是名动京师。四方士子纷纷聚于门下，前来求教。 孙氏向来产薄家贫，加上忠烈公孙燧早逝，家境更是艰难。现在长兄署指挥同知，就官京师，一家人就依住在孙堪的邸舍。可是，一个人的俸薪到底难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何况是在京师。现在，孙升传经都下，恰好可以补贴家用。 尽管家境贫寒，但孙升却不自鄙。他题写了“勿谓古人为不可及；勿谓天下第一等事为不能做”贴在书厨上，来激励自己。嘉靖十四年，孙升会试中式，在廷对时以“仁礼保邦”之说得赐第一甲第二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当初，长兄举武举第一，到现在世人无不认为孙氏兄弟以文武科相继魁天下，是上天对忠烈公的报施。 孙升性资纯粹，持重谨畏，常常闭门检身，心研典籍，以求经世之务，绝不做与本职无关的事情。凡是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有公辅之器。嘉靖十八年春，册立东宫，翰林院的官员只要进献颂词，按例都可以加官，别人都争相竞进，只有他没有进献。职位比他低的人因为他的不作为而失去了加官的机会，都纷纷责怪于他，孙升竟然不为所动。他还曾经参与校勘《列圣御文》、《五经》、《二十一史》，续纂《大明会典》，清理军职贴黄，并主持了嘉靖二十五年的南畿乡试。他崇雅黜浮，一切宿弊改革殆尽，所录取的举子中多有名士，徐栻、袁洪愈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于孙升博览群书，勤勉好学，所以对当世的例事典章相当熟悉，无论办理什么事情，从不与人哓哓争辩，却思致独远，考核必精。同僚们都以他的可否来占验得失，事后无不深为叹服。当时，翰林院每年都要举行诗会，同僚之间分韵唱和，孙升往往首倡，或者和诗先成，众人随后纷纷响应，词采盈卷。所以，赵贞吉在赠诗中有“季子文章伯，王孙忠孝家”之句，时人以为知者之言。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孙升升任国子监祭酒，力以师道自任。他认为教育应当以“先器识，敦实行”为重，所以要求学生各自提出自己所知道的学识，对于突出者，在彝伦堂当众表扬，以此来教育其他学生。他又担心浮竞难制，便想出了用悬挂规约来警示学生的方法。他根据讲学实践的教学经验，制订了二十二条规约，即使是亲戚权贵来说情，也从不通融，因此学生们都能严格遵守规约条款，国子监学风大为改观。 嘉靖三十一年，世宗在旧邸建成了元佑宫，孙升以礼部右侍郎奉敕前往湖北安陆州安神祭告。地方官员接到消息后，纷纷筹备了上等的乘传供治和丰盛的酒菜饭食。孙升见状，即刻变了脸色，问道：“这些难道不是百姓的膏血吗？”说罢，就一挥手叫他们都撤了下去。沿途百姓听说后，莫不拍手称好。 途中路过襄、邓之间，看到面呈菜色的民工正在修治黄河，孙升就停下车舆询问疾苦，还写下了诗章留给守臣。守臣马上下令赈恤，诸多百姓得到救济后才免于饿死。巡按御史胡宗宪见到孙升的诗章后，命人镌刻到石上，并称：“仁人之言，利自溥也。” 第二年竣事还京，改吏部右侍郎。正碰上著名曲家何良俊来吏部谒选，孙升慧眼识宝，“识其文于众人之中，以为此子能为史汉文，至口诵其句于公卿间。”这样，何良俊才遂渐为京师的公卿缙绅所知晓。 无奈，这一年的端午节，母亲杨太夫人弃世，于是丁忧居丧。朝中缙绅闻讣都来邸舍祭奠，但孙升对他们的礼馈都一概谢去不收，有些人坚持声称“这是买帛的钱”，孙升便请他们在母亲灵前焚化。 七月，孙升与长兄扶榇归里，九月抵杭城，长兄又丧于旅次。孙升归二丧，执礼如丧忠烈公时，庐墓茹素，足迹不履城市。由于连遭亲人过世的沉重打击，加上料理丧事的过度劳累和长期素食的缘故，他的身体虚弱不堪，别人劝他吃点肉食调养一下，他坚定地摇摇头，泪水便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了。从此，落了脾疾的痼症。 时光飞逝，一晃已过三年，抚按的荐疏接踵而至。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复起为吏部右侍郎。孙升乐道人善，一发现有可用之才就直接推荐给尚书，不希望被推荐的人知道。他节操冰洁，对非义之财毫末不取，这一点是素为人知的。因此在吏部任职时没人敢私下送礼物给他，也没人敢托他办理私事。 一年后，升为南京礼部尚书，上疏陈述较术业等数事，都切实可行，得到世宗的赞赏采纳。当时的官员都认为南京是远外之地，每当被任命到南京，总是闷闷不乐。而孙升这一次却是自己要求的，所以士大夫更加钦佩他的气节了，都希望他能早日入阁，主持国政。 孙升在南京任上，尽力矫治奢靡的社会风气，推崇敦厚朴素的民风，并且身体力行，为百姓做出表率，社会风气大大改善。他还潜心研究治国安邦之道，凡边塞险夷、户口登耗，甚至连刑名钱谷也都一一研究颠末，边思考边记录，并付诸实施。 但南京毕竟不能与北京相比，事务不多，比较闲逸，这倒给孙升提供了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公务之余，他就肆力于文章著作。当时，何良俊客居南京，以所业为贽，孙升便再次向士大夫们竭力推荐。不久，同乡故交陈鹤也来到了南京。陈鹤是一位颇具艺术气质的书画家兼曲家，他为人正直，个性真率，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可惜命运坎坷。相同的艺术诣趣使他们三个身份地位悬殊的人结下了深厚的交谊。后来，陈鹤客死南京，孙升“殓而哭尽哀”。不久，孙升卧病，经岁谢客。单单为何良俊开后门，“往则呼至，便坐与语”。良俊怕他坐久了会劳神，好几次起身告辞都被孙升制止了，他说：“古人言，病中与相知共语胜于服药，得一谈殊快，不苦也。”所以在孙升去世前数日，良俊还在他的病榻前商较文艺，移晷始出。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孙升病逝于南京。士大夫们都为之痛惜不已，互相哀叹流泪不止。 孙升以孝友天植闻名，当初父亲死于宸濠之变，他随两位兄长誓死赴仇，后为父亲守墓三年，丧期满后，又服孝三年，被时人并称为“三孝子”。他善顺母亲而严事兄长，无论事情大小都要先禀命再去做，母、兄在座，他必然随侍于旁。母亲及两位兄长去世后，他就告诫家人不再操治家庆，还写了一首生日诗。诗中有“楚水终天无抱恨，潘舆往事又成空”之句，表达了念念不忘的尊亲之意。 孙升教育儿子，以身为训。他曾经说：“士立身，务名节忠义；立朝，务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堕家声，乃吾子也。”所以五个儿子不管是出仕为官的还是尚未出仕的，都不脱书生气味，除了读书之外没有其他念头。 孙氏虽然是官宦世家，但忠烈公以清白遗家，家产贫薄。孙升衣粗食淡，一无所欲，即使已经贵为朝官，回到家乡后还是徒步闾里中，除非出远门，平时从不用肩舆。但对于朋友却热心好施，全力相助。同乡状元韩应龙与他有同年之谊，不幸英年早逝，孙升不仅为他料理后事、抚育遗孤，还请抚按为他立坊著名，以毕其志。华州王维桢死于地震，孙升为他收集遗文，撰写序言，并为校勘付梓。用一句古语来概括，可谓“施恩于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