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天顺三年己卯（1459年）1岁出生于南阳府（河南省）南阳县陆营乡孟家村（今王宅村）。
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8岁在本村义学教师的关心和资助下入学受教。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3年）14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16岁在参加知府段坚为选拔人材举办的由40多人参赛的“才子宴”上考取第一名，荣获“南阳才子”之盛誉。并选录前8名，其中7人留在府、州、县中当吏员，知府段坚唯将其送豫山（独山）书院深造，免缴学费并以自己的俸禄予以资助。广交了包括3位王爷在内的一大批朋友。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年）18岁学业完成，应段坚邀请到府衙当书佐，初出茅庐即以优异的政绩受到知府段坚的青睐。
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19岁段坚提升为做提学副使，协助教授管理南阳的教育文化事宜。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23岁按段坚的计划辞去府衙职事，与吴萍成亲后读书备考。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年）24岁秋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此乡试共录取40名（举人），考取第一名，荣获“解元公”盛名。以上都是段坚为关心和培养步入仕途而做的具体安排。时知府段坚病，乡试后回到南阳，料理知府段坚病疾。长子王可恩出世。
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年）25岁左右料理知府段坚病至卒，并放弃了会试机会。在家认真读书为参加下一届会试作准备。时鸿儒跟着段监在府衙内干了几年小吏，手中有了点积蓄，在孟家村置买了30多亩土地，雇了两名长工帮助父亲料理农活，依靠劳动所得，家里盖起了7、8间瓦房，用砖砌起了院墙，生活比较富足。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28岁次子王申邑降生。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六名，赐进士出身，步入仕途。原定留在翰林院任检讨，但由于万安、刘吉等人的干扰被改为南京户部主事。去金坛赈灾，铲恶除暴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被授为户部员外朗，官职由六品升为五品。之后在淮安、风阳摧税，惩治贪官、恶霸，又著廉绩。
弘治四年辛亥（1491年）32岁升迁为工部朗中，携夫人及二子到京城做官。在任其间对所经办的各大建筑工程精心管理、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银两，而自己两手清风，一尘不染。经常寄银两回故里孟家村，家中购买了田地建起了新房。再就是胞弟王鸿渐成亲后，许家、吕家陪嫁的东西多，藉此又盖了不少房屋，已变成了三重院落，数十间房子，特别瞩目。更重要的是由于王鸿儒、王鸿渐双双成为解元公轰动了整个南阳，故世人改称孟家村为王宅。
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37岁被调任为山西佥事（按察使的佐理官，四品），历任4年，其间审理、处理了大量冤案、错案，确保了一方平安。后晋升为山西提学副使，成为一省专管教育、文化的地方高级行政长官，使山西的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建设、戏剧等事业获得极大发展。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46岁孝宗帝卒，其儿子朱厚照（武宗）继位后宦官当道，忠良受气。
正德元年丙寅（1506年）47岁辞官还乡。时可恩23岁，次子王申邑19岁。回乡后，适逢母病及卒，守孝3年。其间写出“凝斋笔语”留于后世。
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50岁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时夫人吴萍在家照料父亲，后娶刘文娟为妾。父病及卒再次回王宅赴丧。数月后三子王协邑出生（刘文娟生）。
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52岁长子王可恩28岁，中进士，被任命为望江县承。
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53岁朝廷任命鸿儒为南京户部侍朗（尚书副职）。时次子王申邑25岁，庠生。在任3年，主要的政绩是抓好纸币印制、铜钱铸造和金融、财税、商业、外贸的执法，办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长媳李兰君于望江生下长孙王汝愚。
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55岁春长子王可恩31岁，调任山东宁阳当县令。
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56岁被调入京城，担任吏部右侍朗（二品），成了朝廷要员。主持考察官吏政绩、官职任免、选贤任能、罢免冗官、惩治贪官、奏提留办事公正而有成效的官员等成绩卓著。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年）60岁被任命到南京去当户部尚书，官职提升一级，成为朝廷的一品官员。时次孙王汝鲁降生、王可恩调任池州通判。新上任之初即触及南昌宁王宸濠谋反一案，受命督军饷，父子共同上前线，历42天官军破判王。九月九日因搭背疮发，医治无效而卒。灵柩归里之日，南京10万人送行。在宛城，王爷亲率仪卫部队开道为其送终，大小轿50余顶，车辆100余乘，加上各色执事、陈设、百耍、乐人，浩浩荡荡，摆有3、4里地远，葬于王宅村东北角。朝廷谥为“文庄”。其陵园占地100多亩，内有朝臣名仕的题词数十首，墓西道旁立下马碑一座，文官到此下桥，武官到此下马。
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冥寿63岁世宗朱厚熜坐朝后，令南阳知府在其陵园内重修三门、碑楼、祠堂等，建筑宏伟，金碧辉煌，极一时之盛。
文学创作
王鸿儒的散文数量颇丰。从体裁上来讲，多而杂：有“序”、“记”、“文”、“论”、“辩”、“议”、“书评”、“杂录”、“传”、“墓志铭”、“碑文”、“赞”等等；从内容上讲，有记实性的、应酬性的、学术性的、史论性的、政论性的，等等。而其中思想、艺术价值较高的当属他的“序”、“论”、“议”、“辩”类散文，它们多表达了作者对政治及史实的见解，多属政论、史论文范畴。如其《〈三公篇〉序》中，主要阐述了为臣之道：君主代表国家，国治则需君仁、君义、君正，而这一切皆需为臣者“格君心之非”，尽心辅佐君主。因此，要求为臣者不只要精心为政，且要德才兼备。文章表面上是泛论为政之道，实乃隐含对当政者乱政的不满和对时政的警告。在《读〈战国策〉》中，王鸿儒对史书中的“吴败于越，在于不听伍子胥规劝，在越国大饥时济其粮草”的论断进行了批驳，指出了吴国之败，根本在于其国内不治，民心背离。在有些文章中，王鸿儒则直接关涉时政：如《念乱论》中，论述了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呼吁世人皆应怀念乱之心，行事以礼，治国安邦。在《〈荒?政·?治盗〉议》中，作者对现实中盗贼横生深为忧虑，并提出了自己的治盗方案：招募勇者，利之以重赏以治盗；或用间谍，施以“反间计”以瓦解盗贼。在《治河私议》中，他又针对黄河为患，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总之，他的政论、史论性文章，皆显现了他为人臣的忧国忧民的拳拳忠心，这可作为其政绩卓著的一个说明。
王鸿儒的散文总的来说，表意明晰，务求其理；文风朴素、自然，不事雕琢、铺张——与其诗作风格是相通的。王鸿儒指责辞工而意拙的文风：“自古文士之论，多夸而少实，好骋浮辩而不稽事情。读其辞则是非利害真若指掌，考其实则背而驰焉者，往往是也。此盖其求工于文，故立意造词，务出新见而不蹈故常；其意诚奇，其辞诚工，其实则不然也。”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点。董其昌评王鸿儒诗文曰：“其诗文以自得为宗，自然为趣。其才无所不骋，而驭之以法，不为战国之纵横；其学无所不阙，而束之以裁，不为六朝之雕绘；于境无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为庄列之宏恢；于情无所不摹，而以礼定情，不为屈宋之怨诽。”（董其昌：《重刻〈王文庄公集〉序》。）明代黄臣引用古人语曰：“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黄臣：《书〈凝斋集〉后》。）显然，一方面论其创作重于世教，另一方面客观上道出了其诗文“不工”的特点，而黄臣对此加以褒扬。类如黄臣评论的还有杨衍嗣，他在《跋〈王文庄公凝斋集〉后》中说：“虽有作者，非雕绘于词采之末，则摹写于情景之间。又或猎僻以为奇，取俚以为真古，虽博而不洽词，虽华而不可适于用者，间以有焉。以之而进于朝廷，则不足以裨政治；以之而置于词林，则不足以鉴古今；以之而布于学宫，则不足以励风教。亦奚贵乎？”当然，这些评价难免囿于褒美而失于偏颇，但客观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鸿儒诗文创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