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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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有十五国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秦、齐、韩、赵、魏），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十九篇、鄘[yōng]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桧即“郐”kuài）、曹风四篇、豳[bīn]风七篇。其中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雅篇 《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的乐歌，共105篇。包括大雅小雅，共三十一篇。 《雅》为周王畿内乐调。《大雅》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共有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 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劳》，小雅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颂篇 对于《颂》的解释，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 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文学特点

学术研究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唐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应该注意的是：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总结其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唐代自《毛诗正义》后，汉学的训诂、篇义僵化，唐代诗人们则继续着六朝对《诗经》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下去。清人的诗话，如《姜斋诗话》、《随园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却有较久的生命力。 现代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23年出版的《卷耳集》表述了他早期研究《诗经》的基本观点。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其中《青铜时代》第三篇《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通过对《诗经》十篇农事诗的研讨，论述周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并且对诸诗作了白话翻译。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20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价值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如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礼乐文化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影响

历史评价

《诗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更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西方汉学家评价，《诗经》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 　　作为中国上古文化的渊薮，《诗经》汇聚了传说、神话、巫术、礼仪、祭典、信仰、艺术原型、语言表象、名物制度、生活习俗、社会家庭组织形态等，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生平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